近日，加密资产领域两位知名人物赵长鹏与孙宇晨的互动引发广泛关注。赵长鹏在社交平台发声，虽未明确指名，但外界普遍认为其言论是对孙宇晨此前公开私人纠纷做法的回应。赵长鹏表示，市场营销激进一些并无不可，然而当营销上升到人身攻击，甚至对他人未来职业发展造成损害时，就大可不必，此时不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。孙宇晨随后回应称认同此观点，并表示将把剩余事宜交由法院处理。紧接着，赵长鹏取关孙宇晨，这一事件迅速成为舆论焦点，也引发了关于创业者营销边界的深入探讨。
孙宇晨在流量获取方面向来颇具手段，若仅将其定义为“喜欢炒作的人”，实则低估了他。他很早就意识到，在新兴行业里，注意力本身就是宝贵的商业资源。2019年，他以456.7888万美元拍下巴菲特慈善午餐；2024年，又以620万美元拍下意大利艺术家毛里齐奥·卡特兰的作品《喜剧演员》——那根被胶带粘在墙上的香蕉。这些举动从传播效果来看，充分彰显了他对注意力杠杆作用的深刻理解。这与他所处的加密资产行业特性紧密相关，该行业具有强社区、强叙事、高波动和全球传播的特点。不少早期加密项目缺乏传统企业那样易于理解的产品和商业模式，市场认知与价格预期受社区共识和叙事影响较大。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，创始人不仅是经营者，更是重要的传播节点，孙宇晨便将对个人注意力的经营融入了自己的商业方法。
当下，企业的传播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。过去，公司让消费者认识自己，通常需借助购买媒体、广告和渠道。如今，媒体高度碎片化，注意力分散到更多平台和场景，传统广告获取用户的成本不断攀升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具备鲜明人格、专业判断和持续表达能力的创始人，可能成为企业高效的传播入口。例如雷军的一场发布会能形成全网传播，周鸿祎的公开表达可迅速成为多平台话题，俞敏洪的个人态度也会影响外界对东方甄选乃至新东方的判断。过去企业靠购买媒体获得注意力，如今越来越多企业通过创始人直接生产注意力，前者支付媒体成本，后者投入创始人的时间、人格和公共信用，这笔生意有时颇为划算，一次好的创始人表达能带来品牌曝光、缩短消费者决策、吸引人才、打开合作机会，甚至在企业危机时建立信任。但需明确，流量入口不等于商业资产，创始人能让1000万人看见公司，只能说明有传播能力，而这1000万次注意力最终留下什么才是关键，这决定了流量的价值。
同样是1000万次曝光，商业结果可能大相径庭。一种情况是热搜过后毫无痕迹，人们看过、讨论过、转发过，便转向下一条热点，这种流量难以算作资产。另一种情况是注意力转化为品牌认知，人们理解产品、认同专业能力、对企业产生好感并尝试交易，之后形成复购、推荐和长期关系，这样的流量才有价值，会继续发挥作用，沉淀成稳定关系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关注度上升，信任却下降，创始人获得巨大讨论声量，但客户犹豫、合作伙伴警惕、员工不安、投资者重新评估风险，此时流量可能从资产入口变为负债入口。所以，决定流量价值的不是曝光人数，而是被看见后发生的事情，创业者需经营的是流量向认知、信任、交易和长期关系转化的能力，这意味着有些虽易制造注意力的事情未必值得做。
在注意力经济时代，商业世界对营销边界的讨论有了新维度，除关注真假、尺度、法律风险和社会伦理外，还需思考拿来制造流量的东西是否属于自己。创业者对自己的创业经历、经营判断、失败、投资和选择等有较大表达空间，因这首先是自己的故事。但一旦涉及另一个人的私人经历、身份信息、合作细节乃至职业声誉，逻辑就变了。知道一件事不意味着拥有处置它的无限权利，很多商业、私人和法律关系中存在隐私、保密、人格权以及合同约束。即便某些内容在法律上有表达空间，也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将其转化为公共注意力。维护公共利益、合法维权与单纯将私人信息转化为注意力不同，若披露私人信息并非出于必要公共利益或合法维权，而主要为了获取注意力，传播者实际上是将他人信息转化为自身传播收益，自己获得阅读、讨论和影响力，他人却可能承担隐私暴露、声誉变化乃至职业风险，这种关系超出了营销技巧范畴。所以创业者决定把某件事变成内容前，需分清是否属于自己的传播资产，是否拥有处置权，即使有表达空间，是否有必要转化为商业注意力。
企业规模不同，创始人的表达意义也不同。创业早期，公司最大风险往往是无人知晓，此时敢于表达、主动参与公共话题能降低企业获取注意力的成本。但企业变大后，同一份流量的成本结构会改变。一个已有巨大知名度的创业者，再增加100万曝光，与一个无人认识的创业者首次获得100万曝光，价值截然不同。更重要的是，此时听创始人说话的不只是网友，还有客户、员工、合作伙伴、投资者、监管机构和整个产业生态，他们会判断这个人是否值得长期合作。所以创始人的表达越来越难被视为完全私人行为，个人账号获流量，公司可能承担品牌后果；个人制造争议，员工、公关和业务团队承担解释成本；创始人享受关注，合作伙伴可能重新评估关系。企业规模越大，这种传导越明显，如赵长鹏，2023年他因币安未能维持有效反洗钱计划而认罪并辞去CEO职务，2024年被判处四个月监禁，币安也为相关案件付出超40亿美元经济代价，这提醒创业者，企业做大后，创始人个人、企业经营、监管环境和公共信用难以完全分开。
创业者面对一波流量是否值得追，至少需回答三个问题。一是这件事是否属于自己的，是否拥有合法、正当且必要的披露权，“知道”与拥有公开并转化为注意力的权利并非一回事。二是这波流量半年后能留下什么，若能留下新客户、更清晰的品牌认知、更稳定的专业标签和更深信任，才有机会沉淀成商业资产，否则只剩热搜截图则难以持续创造价值。三是若事情失控，谁获得收益、谁承担成本，若流量归创始人，品牌、员工和合作伙伴却承担后果，就不能只看阅读量和粉丝数。这三个问题本质是在问，这波流量留下什么、由谁付账。
赵长鹏说市场营销激进一点可以，但关键是用什么去换。当一份流量需他人承担成本，一次传播越过他人权利，获得的注意力消耗比它更昂贵的长期信用时，这笔账就变了。创业者走得越远越会发现，商业世界更稀缺的不是被多少人看见，而是被看见后依然有人愿意相信、愿意长期合作并把重要事情交给自己，流量可反复获得，信用却没那么廉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