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科技行业，企业高层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往往备受关注。Anthropic公司就因其独特的CEO管理模式引发了广泛讨论。这家估值高达9650亿美元的AI巨头，其CEO达里奥·阿莫迪（Dario Amodei）仅有一位直接下属，即首席幕僚Avital Balwit，其他高管均直接向总裁Daniela Amodei汇报工作，而Daniela正是达里奥的妹妹。
达里奥将日常运营事务全权交给妹妹Daniela负责，自己则专注于公司的长远战略规划和研究方向。这种管理模式在科技圈显得独树一帜。对比之下，OpenAI的CEO奥特曼有大约6个直接下属，英伟达的黄仁勋更是直接管理60人。通常，公司规模越大，CEO管理的人数越多，组织架构也越扁平化，但达里奥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己的时间。
达里奥和Daniela都非常重视公司企业文化的维护与传承，认为这是公司发展的重中之重。达里奥经常与员工交流，强调企业文化的重要性。他不仅专注于公司战略，还时刻关注AI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，尤其是AI对就业的冲击。
近期，达里奥公开回击了那些指责他炒作AI风险以谋取公司利益的批评者。他直言，认为这是廉价营销的想法，本身才是廉价的营销。包括黄仁勋在内的一些人认为，达里奥对AI的预测是“末日营销”，但他对此坚决否认，并抨击了硅谷社交媒体“通病”。他表示，社会需要现在就着手规划未来的就业问题，而不是将其视为遥不可及的危机。
达里奥指出，AI正在提升人类的生产力，工作中90%的内容被自动化后，剩下10%的人效率可能提升十倍。然而，自动化的逻辑是无情的，它会持续逼近100%。到那时，不能仅仅让人更高效，还需要为他们重新找到存在的意义。目前，AI已经在撰写大量代码，软件工程师的生产力仍在提升，但裂缝已经出现——对于某些人来说，“让AI帮我做得更快”的框架正在失效，更诚实的问法是：直接让AI完成工作，是不是反而更好？
AI的“就业冲击”或许无法避免，且影响远不止软件业。达里奥承认，没人能百分之百预测哪些行业会先被重塑、哪些岗位会消失、又会冒出哪些新岗位。但他认为，整体经济“蛋糕”会扩张得很快，社会里大概率会出现新的容纳空间，关键在于能否足够快地找到这些空间，让人及时转型。
达里奥提出了几个“可能的出口”。第一类是物理世界，人类需要更多人力去制造、建造，做真实世界的生产；第二类是人本型工作，即“人跟人打交道”的工作，如关系驱动的岗位、照护、陪伴、沟通等；第三类是“人类意图”的岗位，即让AI按人类价值与目标运转的人。不过，他也不确定这些角色的具体形态。
达里奥以医学为例，说明AI可能抽走职业的“技术核心”，但也会逼着职业把重心移回“人类独有的那点东西”。他认为，AI很快能擅长诊断，但无法像医生一样做体检，也无法提供“床边沟通”。因此，医学可能会转向，人类医生的价值会更多体现在“人与人之间”的部分。
达里奥还谈到了历史人物对他的启发。他最喜欢的书之一是《原子弹的制造》，但他认为自己和奥本海默并不像，更有共鸣的是Leo Szilard——那个最早提出“可能存在链式反应”的人。他认为，不能靠“某个伟人式人物”来度过AI带来的挑战，也不应该让某个自以为是的中心人物站到舞台中央。奥本海默是一个“失败案例”，因为这里牵涉到太多强势参与者、太多利益，想让结局对所有人都好，唯一的办法是到处都得有“制衡”。而他自己，仍在忙着思考：我们正在创造的东西，到底会不会把我们自己变成工具？
